新华社法兰克福分社记者 马悦然

弗里德里希·默茨正式就任德国总理之际，中德关系的走向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国际贸易环境持续恶化和德国经济陷入负增长的双重压力，新政府或将采取结构性改革与产业刺激相结合的政策组合。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欧盟对华政策正处于调整期。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德国如何在深化经贸合作与维护战略自主性之间寻求平衡，不仅关乎中德双边关系发展，更可能成为欧盟整体对华战略调整的风向标。

德国新政府面临两难  或走“第三条道路”

德国新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处于调整期。新总理默茨面临平衡中美关系的复杂挑战：在特朗普政府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德国工业增长持续疲软的背景下，他清醒认识到，德国既无法承受与中国"脱钩"的经济代价，也必须防范关键领域过度依赖的风险。

在2024年1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默茨首次系统阐述了对华政策框架，将当前国际格局定义为"系统性竞争时代"。其政策核心是探索"第三条道路"——在确保国家安全与维持产业竞争力间寻求平衡。具体措施包括：将企业所得税率从29%降至25%，削减30%的行政审批事项，并通过《供应链韧性法案》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据《南华早报》报道，鉴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代性，默茨政府更倾向于"选择性去风险"，重点聚焦半导体、稀土等12个战略领域，同时推动建立基于规则的双边经贸机制。

默茨在慕安会期间与王毅外长的会谈中，明确表达了维持中德经济合作稳定性的意愿。双方同意建立高级别供应链对话机制，首批合作清单涵盖47项关键技术品类的风险管控方案。这一务实姿态表明，尽管德国在价值观领域对华保持警惕，但在经济互依与供应链安全方面，合作仍是优先选项。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吴恳分析指出，默茨政府可能采取“双轨并行”策略：在安全领域强化风险评估与管控机制，同时在经贸层面延续默克尔时代的务实传统。这种平衡术既是对朔尔茨时期政策偏颇的修正，也是对欧盟内部压力的回应。

德国智库科学和政治基金会研究员纳丁・戈德哈特认为，默茨政府的对华政策将呈现“有限自主”特征：在保持跨大西洋联盟框架的同时，通过深化对华经贸合作降低系统性风险。这种务实取向既源于德国经济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也反映了欧盟内部对"战略自主"的重新定位。

经济深度互嵌对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向上牵引"效应

德国商界的对华态度明显比政府更加积极。汽车三巨头——宝马、奔驰、大众多次公开表态称，他们不仅未选择离开中国，反而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视为“训练场”和“创新驱动源”。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董事会主席康林松表示，“中国市场的高竞争性和创新能力为德国企业提供了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机会。”宝马集团全球政府事务负责人格伦・施密特表示，“如果想成为成功的全球汽车制造商，就必须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

除了汽车行业，德国工业制造和物流领域也展现出类似态度。凯傲集团首席执行官罗布・史密斯表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与凯傲的全球增长战略高度契合，因此集团将在人工智能、自动化物流等方面持续加大对华投资。

在德中经贸关系中，德国企业的战略自主性较强，它们更关注现实市场需求和长期投资回报，而非短期的政治风向。德国工商总会最新调查显示，超过75%的会员企业将中国列为未来五年最重要的增长市场。这种经济深度互嵌态势，正对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向上牵引"效应，推动其在中美博弈中保持务实平衡。

欧盟对中国政策缓和 内部仍有分歧

相比于德国，欧盟整体的对华政策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过去几年，欧盟曾试图与美国保持一致，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包括对中国电动汽车实施反补贴调查、限制中国投资芯片等关键技术行业等。然而，近期欧盟的对华政策出现缓和。

在贸易政策上，欧盟推迟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决定。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调整反映出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基于自身经济利益，不愿与中国“脱钩断链”。此外，欧洲议会日前已撤销限制议员与部分中国官员会面的规定，被认为是中欧关系解冻的信号。

戈德哈特指出，“欧洲必须实现对美、中、俄的多重脱钩”，但这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她认为，“欧盟在减少对中国依赖方面，主要方向是提高自身竞争力，同时增强对外部影响的抵御能力。”不过，欧盟内部的分歧仍然存在。外媒报道称，尽管德国和部分欧盟国家倾向于继续加强对华经济合作，但法国、波兰等国家仍对中国持警惕态度，主张采取更为强硬的贸易政策。因此，未来欧盟的对华政策可能仍会在“去风险化”与深化合作之间寻找平衡。

记者调研发现，德国在欧盟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其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商界对中国市场的态度都可能在欧盟内部产生示范效应，推动欧盟在对华政策上更加务实。与此同时，欧盟对华政策的调整，也将为中德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外部环境。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调整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