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The Energy Transi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中文摘要：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丽迪雅·鲍威尔（Lydia Powell）在《能源转型与气候变化：“全球南方”视角》一文中表示，自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以来，能源使用产生的碳排放量已从约220亿吨增加到2023年的350亿吨，仅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显著但短暂的减少。原因之一是“全球北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优先事项存在差异，以及缺乏可扩展和丰富的能源资源。本文重点介绍了“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转型面临的挑战。

从印度和巴西民众的能源选择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国内制约因素和战略重点如何影响并使“全球南方”国家的能源转型步伐复杂化。2023-2024年期间，印度化石燃料占发电量的76.5%，而非化石燃料占剩余的23.5%。这反映了该国可负担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的战略目标：煤炭以可持续性和全球碳减排目标为代价，提供了可负担性和安全性；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可持续性，但不具有可负担性和安全性。2023年，巴西91%的电力来自清洁能源，其中水电占60%。巴西的人均碳排放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主要的发电燃料选择（印度的煤炭和巴西的水电）是由国内资源禀赋驱动的，两国的燃料选择可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安全，同时是最负担得起的。在印度和南非，煤炭仍然是主要的发电燃料。南非逐步淘汰煤炭的经验说明了能源转型的复杂性。虽然南非有多种燃料选择可以使电力结构多样化，但电力供应的可负担性是制约因素。

文章指出，气候行动需要与“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赶超“全球北方”国家的总体愿望相协调，应承认国内能源资源对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的重要性，同时减少低碳技术的贸易壁垒，以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可负担性并加速其能源转型。（编译：江明明、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