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欧洲总分社记者 康逸

受中美博弈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欧盟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不断抬高门槛，在欧中国企业的运营环境进一步恶化，在华欧洲企业受政治因素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部分欧洲中小企业甚至表现出主动“剥离”的倾向。

欧盟继续收紧投资审查措施抑制中企投资

荣鼎咨询最近发布“2022年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报告”称，中国对欧洲的绿地投资增长了53%，自2008年以来首次超过并购，这主要是受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推动。同时，欧洲政府继续收紧投资审查措施，影响中国对欧洲半导体公司和关键基础设施等战略资产的收购，这也加剧了中国对欧整体投资的下降。

随着欧方加大审查力度，中企对欧盟的投资并购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在投资规模、主体和性质上都发生了变化。2021年中企对欧直接投资额仅为2017年投资规模的四分之一；从主体上看，国企投资份额占12%，为20年来最低点；从性质上看，跨境并购投资进一步减少，企业更专注绿地投资。

欧盟对中国投资的关切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担心战略设施被收购，如港口机场等。今年2月，欧洲议会智库发表了“中国在欧洲港口战略利益 ”的简报指出，政府和智库都对中国国企的政治影响力表示担忧。简报称，港口投资是政治杠杆的间接来源，一个国家经济越是从中方港口运营商的存在中受益，就越依赖与中方的良好关系。其二，担心关键技术被中国掌握。如意大利曾多次动用“黄金权力”法案否决中企投资项目，包括将技术和软件转移给中资工业机器人公司，收购无人机公司，以及收购米兰半导体设备公司等。目前，意大利当局已7次阻止外国公司在该国的交易案，其中6次来自中国。其三，担心中国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引发不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近期表示，欧委会无法确定中国国家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在中国对欧盟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中的份额，这些部门传统上是由中国国企主导的。

出于这些担心，欧方不断出台新工具，如外资审查条例、外国补贴条例等。一般来说，这些工具不仅仅针对中国，而是面向全球的法规。但是，在外国补贴条例的提案阶段，欧盟官员明确指出该项立法是为“应对中国国有背景公司享受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欧洲企业在华投资深受政治影响

欧盟在对中国企业投资不断设限的同时，对本土企业赴华投资也出现了限制苗头。德国政府去年以所谓人权问题为由，停止对在新疆投资的德企提供政府担保，开启了欧洲限制对外投资的先例。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商业行为也越来越受政治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甚至开始或计划搬离中国。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表示，有些企业继续在中国投资布局，有些企业重心转移，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寻找替代，呈现出多元态势。一是大多数欧洲企业并不希望“选边站”。中美博弈令欧洲企业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感觉。对企业来讲，从技术和天然联系上跟美国更紧，但中国市场的宽度和广度以及多年的合作也是欧洲企业不可割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企业并不想“选边站”，而是希望与两边都保持联系。二是疫情、俄乌冲突等内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欧洲企业在华投资有很大影响。俄乌冲突造成大环境恶化，美国实施长臂管辖等，令欧洲企业承受很大压力。三是台海问题对欧洲企业在华投资信心和未来预期都有影响。欧洲大公司在中长期布局中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去寻找供应链替代。

丁纯说，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企业既有主动“脱钩”的打算，也有借机要价的心理。一方面，企业在中国市场有自己的好处，不会像政府和主流民意那么想离开，正好趁机抬价；另一方面，从企业经商角度看成本确实增加了，特别是中小企业，因此从中国撤离的大多数是欧洲中小企业。

欧盟对非战略产业投资仍将持欢迎态度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不会主动对中国投资完全关闭大门，尤其是对于非战略产业的投资仍将持欢迎态度。荷兰克林亨达尔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霍格赫和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近日在《外交政策》撰文说，欧洲急需建立一种战略，在保护欧盟内部市场、减少投资贸易领域风险、欢迎中国积极投资三者间取得平衡。

面对欧盟不断出台的各类新经济工具，中国企业可以积极研究并加以利用，努力适应新的投资环境。DALDEWOLF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中国业务部负责人涂秀芳认为，刚刚生效的《外国补贴条例》要求中企在欧投资并购同时面临三类申报义务：针对政府补贴的申报、欧盟或成员国层面的反垄断申报以及欧盟成员国层面的外资审查申报。该法规对各国投资者均适用，中企只要主动自查，保持合规，仍可在欧继续投资。（参与记者：单玮怡、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