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学者网站近期发表题为《西方应该担心中国在技术标准制定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吗？》的文章称，中国在国内标准化方面加大力度、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这些已经被广泛注意到。在国内，中国在2017年修订了《标准化法》。这是自1989年该法颁布以来的首次修订。事实上，标准化改革从2014年就开始推出了。 

在国际上，从2011年到202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中中国人主持工作的秘书处数量分别增加了73%和67%。此外，中国公民还当选为ISO、IEC 以及国际电信联盟（ITU）的领导人。这是世界上最大、最完善的三个标准制定组织。 

作为技术治理领域的后来者，中国日益增多的积极行动引起了作为现有体系创始者和主要参与者的西方国家的诸多担忧。学者和评论家一致认为中国将改变目前的全球技术治理秩序，但他们对即将发生的变化有各不相同的解释。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提出了新的规范和理念。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在标准制定方面的动机和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 

这些解释有道理吗？中国在标准制定方面的规范、理念、动机和方式真的不同于西方国家吗？ 

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的制定密切相关。尽管中国近几十年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一些批评人士说，中国对于嵌入式基本知识产权的规范不同于西方。中国没有通过嵌入式知识产权的变现和授权使用来获利，反而被指责利用独特的国内标准来迫使嵌入式基本知识产权的外国所有者降低专利使用费，提高其国内制造商的利润率。需要对这种推理作进一步调查。 

首先，中国在标准传播方面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不同部委制定的国内标准有时并不一致，因此难以遵循。从经济上讲，由于很多中国企业以出口为导向，它们更倾向于采用国际公认标准，而不是国内标准。因此，由于这两个原因，任何一个独特的国内标准的竞争力或效用都是一个问号，更不用说将其与普遍公认的全球标准进行比较。 

其次，中国企业参与者越来越强调专利许可的作用。这表明，不管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战略，中国大公司都致力于遵守现有规范。今年3 月，华为公司发布了《创新和知识产权白皮书2020》。该公司预计2019 年至2021 年的知识产权收入在12 亿至13 亿美元之间。更重要的是，这家中国5G 巨头还宣布了其5G 智能手机的专利许可收费标准，每部手机的专利许可费上限为2.5 美元。在华为公布其决定后，许多人想知道中国另一家主要的5G 电信公司中兴通讯是否会仿效华为的做法，将其5G 专利变现。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把标准化作为产业政策——保护新兴产业和促进自主创新——的一部分。独特的国内标准也为一些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了壁垒。然而，将标准制定作为排他性战略并非中国独有。相反，这种做法被西方国家长期采用。例如，20 世纪80 年代，欧盟发布了自己的高清电视地区标准，即“复用模拟分量复用（MAC）”，为日本企业准入制造了障碍。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世贸组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进一步表明，技术标准是世界各国长期存在和经常使用的一个工具。 

诚然，中国在国内外制定标准方面的方式与美国不同。尽管如此，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在某些方面与欧盟相似。欧盟一直使用市场驱动的公私合作模式。虽然技术标准是德国标准化学会等私营标准化机构制定的，但它们也可以成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法规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对于标准的成功采用至关重要，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就是一个例子。 

在中国，尽管标准的制定一直由国家参与者或准国家参与者领导，但它们不能再支配这一过程。私营部门参与者大大增加了它们在技术治理方面的存在。例如，斯科特·肯尼迪指出，虽然前信息产业部的科学技术司负责资源共享协同服务（IGRS），但政府官员很少参加IGRS工作组的会议。更重要的是，肯尼迪还表明，无线局域网和家庭网络的不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业参与者而非政府的行为决定的。 

5G的最新例子再次证明了私营参与者的存在日益增加。国内私营企业（例如华为）和外国企业（例如诺基亚和爱立信）都被认为是去年1 月公布的14 项5G标准的主要贡献者。有鉴于此，有关中国倾向于多边主义的批评意见也没有说服力。由于行业在标准制定和传播方面越来越重要，中国政府将寻求合作，并将企业纳入治理结构。诚然，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多边主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反对多利益攸关方结构。 

作为一个后来者，中国必将给国际标准制定的全球治理带来改变。然而，应该进行更多研究，以确定这些变化有多“新”，以及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现有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