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6月14日发表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题为《中国在21世纪的价值观》的文章称，“价值观”问题近年来成为中国与西方关系中最突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之一。一方面，在分析中国在国际实力重要维度上获得的巨大重要性时，我们已经谈到了经济、贸易、竞争力等，以及中美之间差距的加快缩小。伴随着令人惊讶和担忧的技术腾飞，不少人对这个可能很快将取代西方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的身份、性质和价值观心存疑虑。于是，这种不信任促使一些人相信，在政治上打造“基于共同价值”的联盟，是遏制中国前进并确保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策略。价值观和安全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遏制中国并将其视为对西方的威胁。　　

为了避开这一矛头，中国放低自己在与西方发展关系时的姿态，强调合作领域的实质性意义，并使其包含强烈身份认同元素的价值观不涉及任何超越其主权范围的“模式输出”目的。

“亚洲价值观”重视传统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一些新加坡学者将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意识形态建构视为对“西方价值观”的驳斥。当时，“亚洲价值观”是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诠释，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统治阶层精英的制度稳定和长期存续。此外，它还强化了道德和公民秩序中一系列行为的适用性，这些行为的根源在于强调与西方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相关价值观的差异。例如，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反对以突出个人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这些传统价值观包括群体或组织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新加坡对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主义和以传统价值观为标杆的政治稳定之间的联系，在后毛泽东时代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极大兴趣。

“亚洲价值观”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与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政府与民众之间是互相信任的关系；和谐比冲突更有利于国家和民众；国家之本在于家庭；国家要尊重和支持个人；不同派别应该和平共处等。这些原则不仅提供了实施某些发展政策的调和性钥匙，而且还提供了与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的新合法性来源。就是在那时，中共开始进行大转弯，一点一点地走向现在的局面。

认为西方制度应该适应亚洲特殊性的想法在中国深深扎根，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入乡随俗”所证明的那样。但这不再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而是“亚洲价值观”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对抗。

中共是核心价值观引领者

中国在要求更大政治平等的新基础上与欧美主导的西方唱起了对台戏，而没有向西方的意识形态转变。这样一来，中国就拥有了拒绝采纳西方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的天然盾牌。西方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已无数次被用作使具有地缘政治目的并产生非常不平等结果的外国干预主义合法化的工具。对中共来说，要想表达对这种“破坏性的西方先进性”的拒绝，借助传统价值观似乎更有效。

中国领导层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道路。近年来，中国的道路通过引入其他支持元素而得到了加强。

在推动向法治国家的政治进化时，中共并没有借助于它绝对拒绝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借助于通过法律改革政府和治理国家的法家思想。近几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加强监管的趋势，这甚至反映在对香港局势等严重政治危机的应对中。中共的核心价值观（和优先要务）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中国领导层的意识形态前沿，而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价值观的真正中心，就是今天的中共。这样的价值观要由中共来体现。中共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这意味着，中共是所有这些价值观的主线和诠释者，也是其应用中的唯一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