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1月22日发表题为《美国缺乏与中国的太空合作，这是危险且适得其反的》的文章称，中国的“航天梦”现在包括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工作的3名航天员，以及探索月球背面的嫦娥探测器，除此之外，中国已将一个天问探测器送上火星，并计划于2024年发射一个巡天望远镜。中国还将建设一个包括1.3万颗卫星的宽带星座。前往金星和木星的任务也在计划之中。中国还设想在月球采矿并在太空中用太阳能发电，同时要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学和量子计算方面超越西方。

中国成就引发美国焦虑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作为多年来头号太空强国的美国会认为中国的太空梦等同于生存挑战，而且将其作为急需阻止中国持续崛起和获取最新技术的越来越多的理由之一。

中国十分引人注目的太空进展恰逢人们对太空相关的可能争议、冲突和事故日益感到担忧之际——而中国的进展也是导致这种担忧加剧的原因之一。

就在几十年前，太空活动还被视为科幻作家笔下遥远而奇异的主题，然而如今，它已经具备了可能对我们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实际相关性。

美国太空基金会的《2021年太空报告》谈到，太空研究是在能源生产、安全、气象学、航空、电信、海上活动、交通运输和城市发展方面取得核心进展的关键推动因素。

太空风险需要国际合作

2020年，全球在4470亿美元的太空支出中，很大一部分(3570亿美元)并非由军方支出，而是来自于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银河公司、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公司以及法提赫和埃伦·厄兹曼的内华达山脉公司等商业企业。各国政府的太空支出仅为902亿美元——其中美国仍占到了58%。

尽管有人批评贝索斯和马斯克等人把他们在地球上赚得的财富挥霍在“面子工程”和太空旅游上，但私营企业在太空领域做出有意义和有价值贡献的空间正在日益增大。

由于马斯克和贝索斯等世界前10大亿万富翁的财富从2020年到2021年增加了8000亿美元，达到1.5万亿美元，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钱花在“面子工程”上，包括1000亿美元的载人火星任务。　　

最近空间活动的密集程度确实令人眼花缭乱。到2010年，卫星发射从每年10次增加至60次，去年则达到了1400次，到去年9月，近地轨道的卫星总数达到了7500颗。

而这还只是开始。目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网公司、亚马逊公司和中国的卫星网络集团已经提出了向近地轨道总共发射6.5万颗卫星的计划。

突然之间，太空似乎变得非常拥挤。南安普敦大学航天研究集团的休·刘易斯说，目前每周大约有1600次涉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际连接”计划卫星的近距离接触事件。原来，马斯克关于有足够空间可以让“数百亿”航天器在近地轨道上运行的说法不过是这样。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阿伦·博利并不是唯一认为存在很大的事故以及与太空碎片发生碰撞风险的人。据他计算，目前在近地轨道上有1.2万个可追踪碎片，而小到1厘米的碎片至少有100万个。

他为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家唐纳德·凯斯勒在1978年预测的“凯斯勒综合征”的危险感到担忧，1978年的时候，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太空垃圾数量达到了足以产生更多太空碎片从而引发级联问题并最终使近地轨道上所有卫星瘫痪的程度。

这些迫在眉睫的危险显然需要国际合作以避免碎片产生和意外爆炸，还有遵守通行权规则以避免碰撞。博利警告说：“我们在太空冒着公共物品遭遇多重悲剧的风险。”

阻挠打压只会适得其反

制定此类规则的显而易见的机构就是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而这也是北京寻求达成多边太空协议的地方。

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更倾向于走另一条路线，2020年它与7个盟友签署了有关太空行为准则的《阿耳忒弥斯协议》。由于美国国会2011年的《沃尔夫修正案》禁止美国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在太空进行任何合作，北京没有资格签署《阿耳忒弥斯协议》。

只要这一修正案仍然有效，而且假设中国没有放弃其航天梦的计划，那么北京就别无选择，只能制定自己的规则和协议——这肯定会带来危险。

在许多专家看来，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单单去阻挠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将是适得其反和危险的——不仅在应对大流行病和全球变暖问题上是这样，在管控太空活动问题上也是这样。

迫使中国在太空问题上制定单独的平行战略，势必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竞争和未来的冲突。这不会打碎中国的太空梦，也无助于任何人的太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