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葛晨、郭爽

 近日，英国《自然》杂志、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等多家国际知名科学机构发布的研究榜单或论文显示，中国科研产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有显著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研究者在国际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也不断增强。这些成果引发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受访专家认为，国际社会须正视中国科研全球地位不断上升的事实，应加强与中国合作实现互惠共赢。

主导地位走强 科研份额领先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最近发表研究文章，通过对近600万篇科学出版物作者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发现，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合作中担任领导角色的数量在迅速增长：在中英合作项目中，在2019年时由中国主导的占比已与英国持平，目前已超半数；在中美合作项目中，由中国主导的占比从2010年的30%升至2023年的45%。这份研究预测，2025年至2027年，在中欧科技合作中，由中国主导的项目占比将与欧洲主导的持平；2027年至2028年，在中美合作中，由中国主导的项目占比也将与美国主导的持平。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起的合作也引发研究人员的关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的研究说，中国为共建国家培养年轻科学家的资金不断增长，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科研中的领导地位。

瑞典研究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STINT)1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按发表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对大学进行排名，中国在研究实力方面已超过美国，特别是在数学、计算和工程领域。

“论文影响力解释了一个非常不一样、且非常重要的全球格局。”这份报告的作者、STINT驻中国和东盟代表埃里克·福斯伯格说，他在过去20年内“亲眼目睹了中国学术界的发展，这些发展令人震惊”。

跨国数据分析公司科睿唯安发布的2025年高被引研究者榜单显示，中国科学院以258项奖励位列全球机构首位，超过美国哈佛大学的170项。

“脱钩”挡不住中国科技进步 但仍存短板

美国出台芯片、半导体等领域的限制政策，企图阻挡中国科技整体向前的步伐。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的研究文章作者詹姆斯·埃文斯说，这份研究推翻了一种想法，那就是美国可以通过不与中国科研人员合作来剥夺中国参与国际科研的机会。

中国在物理学、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等领域已建立显著优势，在癌症研究领域甚至超越美国。最新发布的英国《自然》杂志增刊《2024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显示，中国城市继续主导化学、物理学、地球与环境科学这三个领域的榜单。其中，中国城市首次包揽了化学领域的全球前十名，在另外两个领域则各占六席，北京在这三个领域均位居全球第一。

美国纽约大学11月发布的一项追踪70年学术出版情况的综合性研究显示，在2023年全球遥感研究领域发表的成果中，中国占据47%的份额。主要研究人员德布拉·玛格达莱娜·斯基珀说，这代表了“近代史上全球技术领导地位最重大的转变之一”。

不过埃文斯撰写的报告认为，尽管整体能力一直在提升，但中国在不同科研领域发展不均衡，这反映了科技发展的复杂性和技术积累的长期性等特征。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向红军说，中国在颠覆性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导力仍需要加强，诺奖级别的原创性成果依然稀缺。他说，中国想要摆脱对美国科技的依赖并不容易，这根植于过去几十年的深厚科研合作。

国际合作有助克服中国科研结构性失衡

相关研究引发全球科技界关注，包括英国《自然》杂志在内的多个知名科研平台都对这一趋势进行了解读。《自然》杂志网站11月26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以《为什么世界必须意识到中国的科技领导地位》为题，呼吁全球更新对中国科技发展势头的认知，称“中国下一代的科技人才将塑造未来数十年”。

文章说，在2025年中国科技领导地位持续提升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对华政策普遍落后时代5至10年这一观点再次得到印证。中国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将以“创新为根本动力”为重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原因在于首先中国有动机，需要摆脱科技依赖；第二是中国政府用“真金白银”兑现承诺，2007年至2023年，研发投资增长近六倍，超过欧盟、逼近美国；第三是中国拥有丰富的基础科学人力资本。

文章认为，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凭借2.5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世界工厂”。未来，在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推动下，中国有望在2035年成为“科技超级大国”，其他国家有必要“与中国有效接触”。

瑞典研究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报告的作者福斯伯格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越来越担心这些变化在欧洲和北美受到的关注太少”，在欧美，关于中国研究能力的政策讨论往往建立在过时的假设之上，这种差距有可能导致对中国实际科学实力的错误认知，从而做出错误决策。

瑞典研究理事会前会长昂内塔·布拉德说，须正视硬科学前沿研究正经历深刻变革；在当前诸多政治思维倾向于回避与中国及中国机构合作的背景下，这种态势已对大学造成影响，长远而言或将引发问题。

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分析师埃里克•莫•韦林说，尽管中国科研逐渐进入主导地位的趋势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但政策制定者和高等教育机构现在才开始认识到其产生的影响。

曾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和瑞典卡罗琳医学院都担任过校长的奥勒·彼得·奥特森说，科学在开放合作与交流互鉴中蓬勃发展。尽管瑞典科研处于全球前列，但还是有必要进行全球合作。与中国开展科研合作“需要细致入微地评估，而不是全面禁止”，欧洲机构需要相关能力来驾驭这些合作。

向红军说，克服中国科研结构性失衡是从科研大国迈向科研强国的关键，持续深化的国际合作仍是这一转型的关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