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学者罗吉尔·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与路易丝·玛丽·休雷尔（Louise Marie Hurel）发表题为《中美科技竞争中经济威慑的局限性》的文章称，美国正面临一个现实困境：中国不仅是其全领域的数字技术竞争者，更掌控着全球数字制造链及稀土、关键矿产的加工主导权。

尽管美国试图通过封锁人工智能（AI）供应链关键技术遏制中国，但中企与政府的反制策略持续突破限制。例如，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发布的DeepSeek-R1大模型以更低的训练成本实现对标国际水平，印证了中国科技生态应对技术管制的强韧适应力。多年来，苹果iOS系统和谷歌的安卓系统一直是中国主流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但华为鸿蒙系统问世以来，已在中国市场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为未来国际化奠定基础。

美国的经济威慑存在局限性。制裁往往有两个潜在目标：剥夺制裁目标的某些能力，并阻止其采取某些行动。近年来，美国对华科技制裁已从华为、中兴等个案打击演变为覆盖全产业、多领域的系统性压制，但作者认为此类“极端化围堵”收效甚微。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战略定力与科研-产业协同能力被严重低估。华为在无先进设备条件下自主推进手机芯片研发，深度求索大模型更触发地方政府、公共机构乃至腾讯等私企的规模化部署浪潮。

美国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使用了制裁、出口管制、关税等工具箱中的不同工具，奉行经济威慑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工具是为了否认和遏制中国的科技优势，但效果相当有限。美国制裁非但未能阻滞中国技术进步，反而倒逼其技术生态加速本土化进程。以深度求索为例，其推理性能比肩国际顶尖产品，训练成本却大幅压缩，凸显中国开发者另辟技术路径的能力。

美国国内也面临诸多挑战。美国决策者必须开始考虑制裁中国对其国内政治产生的日益严重的影响，因为制裁成本将越来越多地开始触及美国国内。例如，拜登和特朗普政府都采取措施试图促进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和生产，以减少对他国的依赖，但相关战略都是渐进式的，结果也并不理想。芯片制造业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特朗普不稳定的政策会进一步阻碍其发展。

此外，特朗普对关税的过度依赖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而生活成本问题是特朗普能够重返白宫的众多可能解释中的一个。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调查显示，45%的美国选民表示，他们的生活状况比4年前拜登上任时更糟，而只有24%的选民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

总之，经济威慑既非万能解药，亦难维系长期战略效力。美国需正视中国已成为“近等量级对手”（a near-peer power）的现实——孤立政策只会强化中国科技供应链的自主性（或转向间接依赖），并推动其与“全球南方”国家构建更具效力的协同创新网络。（编译：江明明、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