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9月27日发表题为《澳大利亚选择对抗中国。它做得对吗？》称， 在宣布要“站起来”对抗中国的四年后，澳大利亚正在努力应对政策和氛围的急剧转变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后果。这种转变导致澳大利亚与北京的关系陷入了几十年来的最低谷。　　 

澳大利亚向外界展示了世界上较小的国家如何重新定义它与中国的关系，盟友们对此表示赞赏。本月，澳大利亚决定购买美国的核动力潜艇。此举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开拓性努力。但在日益直言不讳的批评人士看来，就在抵制中国的热潮中失去战略重心的风险，澳大利亚也提供了警示作用。　　 

为对抗中国政府的影响力而出台的新法律太过粗泛，使得澳大利亚不断增长的华裔人口受到怀疑，许多人害怕谈论这个话题，即使是与亲戚。表面上看似良性的对外交往已经被旨在打击暗中干预的措施所阻挠，包括繁文缛节和漫无焦点的信息收集。　　 

农场主和酒庄老板想知道中国何时会解除对他们产品的封锁——如果能解除的话。澳大利亚政府叫停了中国企业对奶牛场等行业的投资计划，但往往没有给出什么解释。就连一项颇有前途的气候变化科学合作也突然被取消。 

一些澳大利亚前官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会带来更多伤害，而且澳大利亚政府一直自诩为抵制北京霸凌的勇敢标兵，对这一口碑的重视也阻碍了关于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应该如何处理对外关系的有益辩论。　　 

澳大利亚不愿公开解释它会如何应对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将其拒之门外多年的可能性，这加剧了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关于战争风险不断增加的不祥言论也加剧了不确定性。澳大利亚与美英的新伙伴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澳英美联盟——似乎也会加强对国内安全的关注。前政府官员、悉尼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柯伦说：“所有这些宣言带来的连锁效应将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怀疑，让人猜疑所谓的‘敌人在我们中间’。”柯伦正在撰写一份关于澳中关系的研究报告。 

然而到2017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更为悲观的评估，宣称澳大利亚将“站起来”对抗中国干预。 

在澳大利亚国内，人们也对中国政府影响澳企业、大学和政界人士的努力表示担忧。这个问题在2017年爆发，当时新闻报道披露，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萨姆·达斯蒂亚里在收受一名中国商人的钱之后，发表了一份支持中国海洋主张的声明。 

前外交官理查德·莫德说，一个没有明言的担忧是，他们也越来越担心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相较中国而言正在减弱。莫德曾在2017年帮助撰写一份阐述这一战略转变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文件。 

莫德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知道中国可能会对强硬政策作出严厉反应。但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该政策对澳大利亚自身可能造成的伤害。 

澳大利亚顶级科研机构在6月份表示，它将终止与中国青岛国家海洋实验室中心的合作关系。在澳方做出该决定之前，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在议会发表讲话，说外国可以利用海洋研究在海战中获得优势。参与研究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对这一说法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全球海洋趋势，这对航海毫无用处。 

许多观察人士表示，政府内部容忍的讨论范围已经缩小，造成了趋同思维的危险。 

批评人士指出，对安全的强烈关注降低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增加了政策失误的风险。 

澳大利亚“中国事务”组织的创始人琳达·雅各布森说：“我认为人们没有注意到与中国打交道的复杂性。”该组织主办了一系列有关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讨论和研究。在过去一年里，澳大利亚政府大幅削减了对该组织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