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3月26日发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前文化参赞卡里略·甘特纳题为《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两只大熊猫能给我们什么启示？》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1985年4月，我前往北京担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在我任职的3年里，大使鼓励我走出去，扩大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文化接触。

我的任务是拓展（澳中）关系。事实上，我要负责使馆遇到的除政治、贸易、援助和防务之外的所有事情。

作为文化参赞，我主导了1988年租借中国大熊猫的谈判。在两年的时间里，我每月都会与中国林业和渔业部门的官员见面，他们负责在中国方面作出必要的安排。

我们的谈判涉及大量细节问题，如运输、安全、保险、饲料、澳大利亚动物园设施、检疫和兽医要求、大熊猫饲养员的旅行和生活安排，当然还有费用问题。中国人是了不起的谈判大师，但我很快就学会了抵制我认为过于苛刻的“租借大熊猫”条款，定期请谈判对手喝茶，谈论“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当澳大利亚说它想举行政府最高层会议来解决问题时，我们的总理扮演“强人”角色真的没有任何帮助，谦卑一点、礼貌周到一点反而能走得更远。明确而积极的目标、连贯一致的价值观、坚定、真诚和耐心在所有交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如果你从可能达成协议并能够建立信任的领域开始，谈判效果会好得多。对澳大利亚来说，有很多这样的领域：体育和文化交流，医学和农业联合研究，甚至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而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是落后的。

但就目前而言，澳大利亚需要把更棘手的问题搁置一边。我们需要认识到，捶胸顿足式和扩音器式的外交只会适得其反，尤其是在我们使用别人的扩音器时。　　

中国体制的优势包括自上而下的纪律性以及专注于定义和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

我想到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各地基础设施的非凡发展。墨尔本的塔拉梅林机场早在1970年就通航了。那时，我们得到的承诺是，很快就会有一趟快速列车从机场开往墨尔本城区。

50年来，历届政府都说它很快就会到来，但我们甚至没有一趟慢速的有轨电车来完成这段23公里的行程。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修建了近4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无数新火车站。高铁每天运送数以百万计的人到全国各地。

中国制定了雄心勃勃、高瞻远瞩的国家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

然而，澳大利亚考虑的是短暂的选举周期，我们的政客更关注在下次选举中吸引选票和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不是任何长期的国家利益。这就导致了选举缺乏纪律性，因为每个政客都试图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或获得选民好感。

我们对抗性的议会制度意味着，“赢得”国内媒体已经成为政府和反对党最重要的目标。大多数澳大利亚政客为改善对华关系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闭嘴。